香港與中國對局多年，如今「一國兩制」這盤棋已成殘局，兩地矛盾日趨激烈，為八十年代中英談判以後絕無僅有，出人意表的是，香港本土主義應時而生、應勢而起，香港人對中國的離心比以往更甚。究竟是甚麼造就了本土主義？而本土主義，伴隨香港發展，最終何去何從？從香港開埠至今的歷史探究，我們或許能知其端倪。
「香港人」身份：從無到有（1841-1980s）
首先，要探究本土主義緣起，我們要思考「港人身份認同」從何而來。香港自一八四一年開埠，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以後成為英國殖民地，但本地基層華人一直與英國殖民政府甚少交流，兩者很多時都互不干涉，而華人內部矛盾亦可依慣例或《大清律例》解決，那時的「香港人」身份未見濃厚，很多依然會有華人意識，從東華三院所有的匾額可見，當時在港華人對大陸地方發生的天災依然關心，對清室依然效忠，東華三院的理事依然會穿清官服合照，而香港政府官職名謂亦依清制漢化，以迎合香港華人。
另外，關防問題亦為「中國人」、「香港人」身份之消長有莫大影響。一九八零年「抵壘政策」取消以前，香港與大陸邊防寬鬆，大陸華人來港後即可獲得港人身份，所以有大批香港居民皆是經不同方式自大陸而來，而非在港出生，他們的根大多在大陸當地，而他們亦有「返鄉下」的習慣，以維持這種聯繫，所以當時的本土意識亦非高漲，中國人這個身份認同更是無容置疑。
（1880年代一群身穿滿清官服的東華醫院總理攝於東華醫院大堂）
但與此同時，好些政策實施，為日後局勢逆轉埋下伏線。
筆者認為，香港基於其獨特歷史背景、政治環境，致令民族主義一直未有在香港落地生根，就算有，亦只局限少數香港人，而未為成為主流思想。首先，香港自殖民時代開始，社會建設一直師從宗主國英國，政制、法律制度、交通、公假等都與中國大陸地區截然不同，雖然中國習慣法依然適用香港華人，但至二十世紀中，中國習慣法已陸續被成文法或普通法取替，只剩少量適用於新界地區，故兩地差異自香港殖民時代開始已經形成，並不斷加深。
此外，英殖民政府一直竭力阻遏民族主義於香港散播，據李彭廣《管治香港》一書所載，香港本地情報委員會定期就共產主義及極端民族主義等情報報告，而港英政治部更有權遞解政治犯出境，君不見曾德成只因派發政治單張而被判監，比今日政治打壓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表面開明、暗裡打壓的管治方式，令民族主義於香港消滅於萌芽之中。六七暴動雖然是打著反英抗殖而來，但筆者認為極其量只有左派領導者是基於民族情懷發起暴動，而暴動所反映的是民生政策落後而非民族思潮崛起。雖然，香港於殖民期間，華人社群仍會認受中華民國地位，如報紙用上民國年號、又於雙十節慶祝「國慶」，但筆者敢認為在港華人對民國之觀感不異於先民於十八世紀對清室之觀感，香港華人大多依然以華夏文化觀看「中國人」這個身份，仍未如大陸自民國以後發展出民族主義之觀念（至於文化觀與對政權效忠之關係將於下文補述），從殖民政府未有大規模打壓上述活動，亦可知英方對這種非（極端）民族主義「中國人」認同甚為放心。
（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九年間，中國華北地區發生了極為嚴重的災荒，又稱為「丁戊奇荒」，波及山西、河北、陝西、河南、山東各省，估計有超過一千萬人餓死。東華醫院的紳董曾協助賑災，清政府得以從香港及東南亞各地共籌得十六萬元。為表揚東華醫院，清光緒皇帝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御賜「神威普佑」牌匾，意指神威護蔭，普佑眾生。）
政府打壓令民族主義無以為繼，政府於七十年代起實施的社會政策，香港經濟起飛、大陸經歷天災人禍等，亦是將中國與香港愈拉愈遠之肇端。六七暴動以後，英方有感民生政策落後形勢，加上青年工作不足，遂引發暴動，為免共產主義於香港發展，故英方因時制宜的改革本港福利及康樂文娛政策，以改善情況；而及後的李氏於《管治香港》一書提及，麥理浩政府有感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之時機漸熟，為增加英方之談判籌碼，故謀求以最短時間將香港社會發展拋離中國大陸，以香港優勢左右談判，基於以上兩個環境因素，令香港走上改革歷程。另一邊廂，中國大陸自五十年代末，經歷大躍進、大饑荒、十年文革等多種浩劫，則令中國經濟元氣大傷，其發展步伐亦與香港愈來愈遠。
（六七暴動）
但香港經濟起飛初期，並未大規模催生「香港人」本土意識。相反，七十年代初，香港學運經歷一段火紅火綠之時期。當時學界推動中文化運動、更踴躍支持保釣議題等；民間方面，縱然大陸經濟與香港相差甚遠，但由於很多香港人之「鄉土意識」尚存，故仍會運送物質回大陸家鄉，接濟親人，由此可見，香港經濟起飛初期，本土意識仍未成形。
但到麥理浩時代後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起，香港經濟自工業生產轉為金融業，發展步伐已遠超同期之中國大陸，大陸百廢待興之時，香港已經轉入直路，兩地差異日漸顯著。從一九七九年《網中人》中「阿燦」一角，可以反映當時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觀感。以前香港與中國同皆一窮二白，兩地人生活實在相差無幾，但自經濟起飛之後，香港人富起來，開始有感與大陸的窮親戚有所不同，香港人始有一種感覺：我們是與大陸人不同的。「香港人」這個身份亦見萌芽。
另外，一九八零年「抵疊政策」正式取消，香港與大陸疆界由此割裂，以往從大陸偷渡來港的故事成為絕嚮，香港下一代自始漸以本地出生者為主流，可以預見那種根在大陸之「鄉土意識」會日漸少見。香港自開埠以來至八十年代初之局面大抵如是，而香港人就在這局面下，與北方政權交手。
如夢初醒（1980s-1997）
香港這個桃花源，一直為大陸華人避秦之地，以往民國內亂，及至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三十年浩劫連連，香港一直予大陸華人以避風港，上一代香港人很多只視之作中轉站，無奈的是，中國政局動蕩無休，這個「中轉站」最後變成「終點站」。很多上一代，都帶著恐共的情緒流落香港，他們對大陸政治有切膚之痛，惶恐不安，但對中國的情懷依然無減，這就是所謂「愛國不愛黨」的雛形，但其中所愛之國，卻甚為復雜。這個「中國」起初少有涉及政治層面的中國，政治中國已經逼他們淪落異鄉，這個對「中國」的想像，大抵是混合鄉土情懷、文化情懷等等的混合體，筆者認為這共同體曖昧不明，所謂中國文化亦甚難以一定義明確界定，用筷子、用漢字、說漢語（無論粵語、國語）等等，都可以視作中國文化。總之，香港人對中國的想像，仍相似先民對清代中國的觀感，一言以蔽之，就是少有民族主義傾向，多以華夏文化觀看中國人身份。
但這個「中國」道統往往都被政權所壟斷，如同天下不能離開皇室，故此，這份對「中國」的模糊想像，最後很可能走回對政權、執政黨（若仍有皇室的話就會是皇室）的效忠。據筆者的有限觀察，老一輩人對中國的立場粗分有三，親國民黨、親共產黨、與純中華文化派，親國共兩黨者，雖然看似為民族主義者（筆者要指出，共產主義者本身不可能為民族主義者，但從香港很多聲稱「親共」人士言論中，無不是宣揚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之言論），但筆者認為其底蘊仍不離華夏文化觀想像，不過最後難免「愛屋及烏」，連代表道統那個政權也一併認同罷了。反而純中華文化派，或「愛國不愛黨」派，則是比較思維分明的「愛國者」，亦較諸上述兩者健康，遺憾的是，這類人卻少有走出「愛屋及烏」的迷陣，最後都難免向所謂代表道統的政權（黨）靠攏。
無論當時在港華人，以何種方式，愛其「中國」，在英國殖民地下，這些都是無傷大雅的「中國夢」，華人自有自己發夢，英人自有自己管治，沒有很明顯的影響。但一九七零年代末、八十年代起，香港人在這個桃花源好夢正濃之際，一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一個極其龐大的民族國家，已走到香港門前，開展香港人思想衝擊的一個時代。
磨擦初起（1981-1989）
一九八一年，中共高層開始商討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堅持收回香港主權，一來是為統一台灣作準備，二來是一雪民族恥辱，以重建三信危機以後，中共之威信。中共之舉，無異於噩耗之於港人，如前所述，中港兩地於七八十年代已有明顯落差，加上香港人自上一代起的恐共情緒，令不少人憂慮共產黨是否又要「鬥」他們了。中英雙方就香港主權談判，就在香港人如斯恐慌的環境下展開。
香港回歸中國的過程，不見得體現了「血濃於水」，反而處處都是猜忌與不安。
據鍾士元於回憶錄中憶述，中英談判開始時，香港一都被蒙在鼓裡，及至談判曝光，港人亦無從置喙。中共方面，一直極力絕止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英方一度諮詢港人對回歸之立場，亦被中方視為「三腳凳」（英國、中國、香港三方）策略，令中共甚為不滿。香港在迷迷糊糊之下，從英國移交到中國，中港之顧慮加劇亦無可厚非，港人移民之意於焉萌生，而及後這一批移民一代回流香港，亦為香港人對中國離心深重之伏線。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至一九九七年前這段過渡期，是一場絕望與希望之爭。對於過渡期，鄧小平在其《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一文已經明確表示，中共希望香港過渡期期間一切穩定，換句話說是希望雪藏八十年代的香港過渡九七，此舉亦致令基本法內的香港政制發展跟不上同期社會發展，及港人民主化訴求，但政治一日也嫌長，香港政治發展於過渡期間變幻莫測，實在難為中共的意志所難阻攔。
過渡期間，英方有感具道德責任及基於現實考慮，推動香港民主，借以抵抗中國共產黨統治，故開始醞釀加速推動民主化，同時《中英聯合聲明》中有關「港人治港」承諾亦喚起港人參政意識，使之憧憬未來的香港民主發展，「民主回歸」進入香港政治議題。《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於八七年發表，諮詢立法局引入直選事宜，香港人對直選普遍贊同，但此舉則違犯中共要求穩定之期望，二來北京惟恐「一人一票」之下，香港會失控，遂與英方交涉，致令英方最後以操縱民意調查方式，推遲引入立法局直選。這可以說是大陸政治對香港的第一波干涉，「八八直選」由是胎死腹中。
儘管如此，由於大部份政治較量都在幕後，主流港人依然懵然不知，對中國的觀感亦未為惡劣，加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漸見成效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香港人的憂慮未至於減退但亦不見大為增加。
信心瓦解（1989-1997）
所謂盛極必衰，香港人的家國意識於八九年期間極為高漲，但亦於八九年起步入低谷。
一九八九年四月起，北京開始有學生運動，香港由於已步入過渡期，有感將加入共和國這個母體，加上以往那種中國情懷，物胞與共之心態，對北京學運無不關心，從百萬港人大遊行到支聯會成立，香港人「愛國」熱情走到極致，但「六四事件」將一切打回原型。
（香港一百五十萬人於八九年五月廿八日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政府對天安門廣場上集會學生鎮壓，香港人以往的恐共憂慮，仿佛一一得以證實，以往對大陸政權「姑且信之」的心態不再，原來中共的本質依然殘暴。司徒華、李柱銘等者退出基本法草委，令原來已經親北京的草委親上加親，基本法所體現的香港民意成疑，從中方於六四後，香港民心不穩之勢下，依然決定引入廿三條有關保護國家安全條文可知，基本法所反映的是中共的立場多於香港人者。
香港人對未來感到絕望，對中國的想像破壞，令移民潮走向高峰，據相關數字顯示，八八至八九年間香港有四萬多人移居海外，遠高於前兩年人數，人心不穩，「恐共」熾烈，香港人更有感自己與大陸之文明差異，九十年代起很多標榜中港差異的作品如《表姐，你好嘢！》系列、《國產凌凌漆》等，不斷充斥市場，「香港人」這個身份從兩地差異中成長。
九二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大規模改革政制，引入「新九組」，有安撫民心之用意。彭定康推動民主化，為他賺得民望，但中共卻大為憤怒，之前議定之「直通車方案」，亦被中共推翻，港人對民主的訴求與中方看法有極大分野，自回歸前早已有之，但中共始料不及的是，它一而再，再而三干預香港民主進程，從中不是體現中國一方的主權，於港人眼中，這種粗暴、無理的舉動只進一步加深兩地差異，一步一步逼出香港本土主義來。
香港就在這個人心不穩的局勢下，回歸中國。
「一國兩制」的矛盾與本土主義結果（1997-）
「一國兩制」是一個很矛盾的觀念，它所反映的是統一與分裂，統一在於一國主權，而分裂在於兩制差異，中方雖然想以此折沖方式造就回歸，但這概念卻是統一不足、分裂有餘。之所以要有「一國兩制」，正正反映香港與大陸存有根本制度差異，而中港兩地以結約方式，在一國原則下盡量互不干涉，是非常之西方法治、理性的觀念，而非如官方宣傳般，「血濃於水」、「神聖不可分割」、「母親與孩子」的關係。縱然中共一方多次強調「一國」先於「兩制」，但其所忽視的是，「一國兩制」每每強調兩地存有差異，由是觀之，香港人無可避免會從差異中建立自己獨特身份認同，令本土主義具土壤生長；或者說，「一國兩制」中強調的香港地方政制「高度自治」與大陸單一制體制分割，就已經是一種本土主義。
更甚的是，若然香港人要認同大陸一國，首先要有大家是共同體的感受，而這個感受在於建制上參與等等。但「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與大陸政治，不計暗盤操作、或官式慣例，是近乎完全分割，雖然仍有所謂港區人大代表港人參與人大代表會，但香港絕大多數人口都只是「被代表」，好些從來無權投票選出自己的人大代表參加國家建設，香港亦無需上交稅項予中央、香港年青人亦不用服兵役等等，中國之於香港何異於一個「虛位主權國」？所以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不足，實乃「一國兩制」之根本問題。
上述「一國兩制」之矛盾，筆者認為中共早已深曉其弊，故近年開始著手重新定義「一國兩制」，以「再啟蒙」香港人，例如上年中共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重新解讀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來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意圖掩耳盜鈴，務求將香港更牢牢受控於民族中國之中，可惜此舉無疑是欲蓋彌彰，令「一國兩制」的矛盾更為顯著，中共的舉動亦令港人離心更熾。
中港差異一直都是兩地矛盾之根源，而整個「一國兩制」都是為著解決此點而來，但以往這種差異是曖昧而不盡道破，英方為顧及與鄰近地區關係，亦不便明刀明槍宣揚差異以分裂兩地，更甚者，英方主動在食水、電力方面依靠大陸，以維持兩地關係發展。諷剌的是，中國為求「收回」香港主權，而提出「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是百多年來第一次有正式官方論述，將兩地差異擺上臺面，這一再印證香港人心中「我們與大陸是不同的」之觀感。
本來，兩地差異不足以造成離心或分裂意識，回歸後，除了「米字旗」換作「五星旗」、「天佑女皇」換作「義勇軍進行曲」，一切一切看似「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依然以上溯到清代先民的中國觀看中國，而以「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態度在港生活，那麼一切也可相安無事。
但問題在於，《中英聯合聲明》談判期間，香港人完全不被重視，他們的中國觀也只是一相情願，殊不知，《中英聯合聲明》所體現的是大陸一方單一制民族國家的立場，中國對香港體現的是主權，體現方式是控制，與香港人一方面的幻想何其不同，致令回歸後種種事件，令中港矛盾惡化，雙方互指對方不是，但筆者認為究其原因在於中英談判期間的不清不楚，方致令及後的矛盾，而中方當初堅拒港人加入談判，責任尤重。
零三年廿三條立法，由大陸一方落下維護國家安全這個政治任務，令香港人醒覺「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生活不再，帝力終於找上門了。其後人大行使釋法權推翻香港終審庭判決、零七年普選方案被中方拒絕，及後中聯辦治港，以致上面提過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發表等，中國大陸對香港本地事務阻撓加劇，令香港人不得不與這個龐大的國家正面交鋒。而觀諸上述干預，除中聯辦治港一事不為法律容許外，其他幾件事亦為基本法所容許，當初迷糊回歸，方今幻想破壞，港人焉有不憤之理？以往的承諾好的（雖然這些承諾可以說只是香港人一廂情願的期待）與現實有所出入，又如何教香港人欣然的「分享做中國人的榮耀和尊嚴」？
中共一方所作所為看似合法卻無理，亦不合民意。另一邊廂，香港的新一代異軍突起，令香港人，尤以青年人為首，對中國離心浮面。之前已經提及，上一代人對中國依然有鄉土情懷、文化情懷，對中國人身份多少有情意結，但香港新一代已經不同以往。他們很多於本地出身、長大、受教育，鄉土情懷不再，好些甚至已經與家鄉不相往來。另外，之前提及的移民潮一代，其子女或在外國受教育、或在港讀國際學校，根在外國多於香港，何況中國？中國之於他們，與異邦何異？
另外還有全球化之趨勢。九十年代起，互聯網發展成熟，香港不同中國大陸，資訊自由，香港新一代通繞上網者眾，在一個全球化的年代，民族主義已經不容於地球村，世界文化交融成勢，年青人亦多受外來文化影響，如美國電影、日本動漫、韓劇等等，文化獨特性不甚明顯之下，對中國的民族情懷亦無從說起。
中共以至香港當局其實已經深知青年一代之離心問題，自曾蔭權時代已醞釀「國民教育」，就是想力挽狂瀾，為新生代灌輸一個民族中國的共同體觀念。但教育的終歸教育，香港是一個言論及資訊自由之地，青年人從互聯網上得知中國之醜聞、從歷史以知中共之殘暴，與教科書的落差如斯之大，試問又如何教少年人生起認同感？反而這種困惑會令他們抗拒或討厭中國，這是「愛國教育」於香港推行的反效果。退一萬步，就算青年人受「愛國教育」，而令民族意識高漲，他們會謀求為國增光，國家有毛病會想出力改善，但如上所述，「一國兩制」下，香港人根本對大陸政局無從置喙，亦無建制途徑參與改革，那麼怎教年青人實踐其愛國抱負？最後，愛國青年生起離心，與中國愈走愈遠，甚至對中國漠不關心，亦不為過。
但對中國有離心，為何港人身份認同、以至本土意識卻會乘時而起？
零七零八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一事，令人思考香港集體回憶，而這個集體回憶所引伸的是香港人這個共同體所共有的經歷，由此一開對香港、港人身份之思考。及至零三年開啟自由行以後，兩地人民自「抵壘政策」取消以來，再一次互為來往，但這一次是兩地分隔多年後的久別重逢，兩地物換星移，人面全非，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差異，比以往更甚，雖說經濟差異不同以往，中國大陸已經富起來，但其文明程度較之香港仍有所不及，單從對六四、六四晚會（有數據指出，六四晚會出席人數與當年香港人身份認同是成正比，筆者認為從中可反映六四帶出的是兩地差異的觀感，從而更鞏固港人身份認同），以及上年「雨傘運動」的看法，已經看出兩地人的政治觀有所出入，兩地人的差異於焉突出，上溯殖民時代已有的思維，「我們是不同的」之觀念愈發加深。
（「白皮書」發表，反映香港與民族中國之對立白熱化）
加深亦無不妥，惟回歸之前，尚有殖民地政府為香港把關，控制人流，政策依然以本地優先，兩地交流有序發展，故未為引起大規模衝突，甚至寬容有之。但回歸以後，兩地同屬一個主權，香港政府礙於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白皮書》之發表，更加令港府對涉及兩地關係之議題畏首畏尾），於香港與大陸事務上，未能如以往英殖民政府般無畏無懼，香港一方政策礙於「一國兩制」未能大刀闊斧與大陸完全切割，致令「兩制」因而受損，香港人自感本地資源受到大陸人流入而受剝削，加上香港有評論家適時而起，遂令本土主義開花結果。
更甚者，上年香港人於「雨傘運動」中，首次以大規模佔領公用道路方式抗爭，但中共當局對港人訴求不聞不問，普選最終亦遙遙無期。雖然「雨傘運動」失敗，但港人與中共關係，尤其針對年青人與大陸政權兩者，已經完全破裂。方今時世，外國移民政策不同過渡期般寬鬆，香港年青人大多無處可退，而「香港人」這集體意識亦已根植青年大眾心中，以港為家之下，本土主義遂成為他們不可多得的抗爭論述。
何去何從？
香港本土主義不過於幾年間突然冒起，除了陳雲一直對之著書立說，而派生出「城邦論」外，本土主義一直是含混不清。香港人本身如同中國人一樣，都是難以定義，香港本土文化，中西合流，亦難界定何為完全香港的文化、中國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對本土主義這個觀念較為有共識者，則在於其維護當地人民的利益罷了，摒除港獨與否等政治問題或香港人身份之界定等復雜問題，本土主義可謂既現實又合理的主張，放諸四海皆準。
若果政府或中共一方，及早解決這個問題，確保香港人本地利益，事情發展或許不至每況愈下。但如今港獨已經衝破政治禁忌，走入公共議程，此勢已經無從逆轉。筆者認為，所謂港獨，不過是予香港這個早已經是近乎獨立的地區一個名份罷了。不計九七年以後政局發展，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早已經「高度自治」，比九七後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主權仍在英國手中，但香港自身有如獨立王國，港督也可對抗倫敦的命令，據理力爭。香港「自成一國」百載，一時間被納入中國這個單一制國家裡，想當然是格格不入，加上青年人對中國離心成勢，自感利益受大陸一方剝削，更造就港獨訴求。
筆者認為，港獨在理論層面沒有甚麼大問題，不論城邦論、民族論、甚麼論也好，總可為港獨自圓其說，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國分合自無永久，香港獨立亦沒有負了誰，只要香港人能經公投表達意向，獨立與否也不是問題。而港獨問題往往只在於現實考量而已。站於香港人立場，香港的軍事、食水、電力、交通、外交關係等等，都是獨立後要面對之問題，港獨派都要深思熟慮，方可以說服人投向港獨一方。站於中國官方立場，如今中國內部已經各自為政，西藏、新疆獨立運動威脅中央政權，香港獨立成功與否，此主張之提出已經對北京造成精神壓力，故為其所打擊。
未來會是如何？礙於《中英聯合聲明》談判之不清不楚、「一國兩制」的根本矛盾，以及回歸後政制對港府施政重重限制，打著維護本土利益的本土主義只會愈發為港人所追捧，至於港獨會否成事則在後話，但若然香港民意對本土主義如斯認受，而政府又遲遲未有或不能回應，香港社會矛盾只會不斷惡化，絕望灰心，敗走他方的香港人有之，無路可走，在地抗爭者有之，總之社會只會釀成進一步分裂，到時港獨事實未成，但人心已經成功獨立矣！
參考書目：
1.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2. 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
3. 馬嶽：《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0年）
4.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
作者：羅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