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捷發（Keavin）：港島區總幹事，28歲，文員。
黃俊傑（Kenny）：青衣社區主任，28歲，理財顧問。
趙旭光（阿光）：太子社區主任，27歲，護士。
「新政」，一個史家用於帝王或當權者的詞彙，如今是由下層民間組成的政黨的目標。青年新政的名字改得亳不含糊，那就是由一群悶鬱於香港政局的青年，希望革新香港之政。現今有過百會員的青年新政，最初只是由五位互不相識的青年人，因召集人梁頌恆的一個天馬行空的構思而聚首－－成立組織參選區議會。是次其中一位接受訪問的趙旭光，也是最早期的核心成。他們由卡啦OK房和餐廳孕育這個構思，走到今日有九位成員率先領軍打這一場選戰。
青年新政港島區總幹事戴捷發（Keavin）、太子社區主任趙旭光（阿光）、青衣社區主任黃俊傑（Kenny），他們三位代表青年新政接受《學苑》訪問。
兩職之師 非傘之兵
他們透露，組織內的成員大多數都是兼職參與組織，目前亦沒有受薪成員，組織的資金來源很大部分是來自成員捐獻。阿光笑言：「我驚我們受薪，然後會全部一齊應徵，自己出糧給自己。」Keavin的職業是人力資源的文職工作；Kenny為財務顧問；阿光則為護士。成員來自五湖四海，正職的工作時間也各有不同，要靠中央協調工作日程，大家互相補位。
兩職之師，統領的是個人營生的正職，以及為港人營生的政治組織。兩者會有衝突嗎？Kenny的工作有關銷售，他老闆和經理態度開放，只要不明顯影響業績，便不反對。反而面對某些客戶，尤其是上了年紀的，政見若有不合，便容易鼓動唇舌。即使並非特別親中的客戶，當見到Kenny的Facebook時，也有所疑惑，他所為何事？贈語如：「這個世界無人夠共產黨鬥的，你算數吧，你贏不到的。」Kenny明白那個年紀的人的想法，就算政見不同，也會向其解釋，從政只是為香港人爭取自身利益，「那些客戶其實心裏都明白香港有很多重要的東西都流失了，花點時間解釋便可以。」
三人投身青年新政的經歷都是跟雨傘革命有關。Keavin和另外一位九龍社區主任是中學同學，在雨傘革命期間兩次遇見，從中知道他與朋友有搞區選組織的念頭。Keavin現在是青年新政港島區的總幹事，負責行政和選舉上的支援工作。
Kenny亦因雨傘革命，認識了志同道合的人，參組青年新政。他憶述在某次重新佔領旺角的晚上，令他特別喜愛香港這個地方。一班互不相識的人，在抵抗警察的衝擊，他聽見前面吆喝道：「我們只要頂著，人多就會得！」在彌敦道兩邊，他們來回巡遊了整個夜晚，直到警察離開的時候，他們一起振聲高呼。「那晚是很感動的，我覺得這個地方是真正屬於我們，令我覺得想為香港做少少事情。」
阿光的切入點則是比他早入學的大學同房，也是他於宿生會的上上莊。他們的大學時代正值經濟大上大落的零八零九年，其時宿生會和同學都是比較政治冷感。「我一直的印象他是中產，是很離地的中產，了解到他應該是支持政府的，比較保守的人。12月尾來找我的時候也很懷疑，他背後的意思是什麼？才知道雨傘革命是改變了一些人，我覺得還有希望的時候不如一齊去努力。」
從時間點來看，青年新政無疑是傘後組織，他們也承認是因為雨傘革命，才投身政治。然而坊間媒體愛用的「傘兵」，他們卻辭不敢受。「傘兵……」阿光對這個傳媒寵兒凝重地重新思考一遍：「傘兵讓人感覺有空降的意思，其實我們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只有這個意思我們覺得不好。」Keavin也不傾向這個標籤，「我們就這樣叫傘兵，便跟其他人分辨不到。我們有自己的理念，雖然我們是雨革之後成立的，但和雨革的理念有所不同，不是繼承雨革的那一套。」他打趣地反問：「正如你會否叫時代力量『太陽花學運兵』？」
臨別鍾情－Love at last sight
驅使他們投身政治，還有是因為他們發現在香港，沒有任何政黨能代表他們的聲音，因此他們不惜從零開始。他們何時有此覺悟？2010年開始，甚至在此之前，他們便發覺一些泛民政黨的抗爭手法，純粹是訴諸動員，證明其存在，而非真正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要論真正觸發他們站出來的事情，他們卻認為只是去到一個臨界點，就會企出來。Kenny認為，很多政黨都視中國為一個很大的包袱，正如坊間調侃的「不要激嬲共產黨」。可是，他認為一個香港的政黨，應該要想香港如何看，思考甚麼是香港人的利益，「所以我們覺得需要香港人角度的政黨。」
在訪問中，他們不諱言泛民政黨的缺點。在坊間，泛民就是一團爭取民主的同路人；在他們眼中，香港的政黨應該只有分誰是真正服務港人的政黨。阿光認為他找不到爆發點，卻有個不斷加深的印象，就是泛民議員在雨傘革命中令人失望的表現。「去立法會動議一個無約束力的議案，被否決之後擔著把遮離場，之後呢？在議會裏再沒有任何的實質行動，只是說會杯葛第二輪的諮詢那樣吧。」訪問中他反覆強調議員擁有話語權的重要，這是公眾賦予議員要替公眾發聲，但是當中泛民議員有很大的空窗期是無所作為，「一頭一尾你就會最記得企了出來支持你們，臨尾被捕的時候就坐出來，這是一個慢慢累積下來的印象，這班人是在做甚麼？」
Kenny，外表具典型金融才俊的英氣，聲線反而是三位訪受訪者中最溫文儒雅，但此依然不掩他對香港司法崩壞的氣憤：「在雨傘革命裏面，有好些被指襲警的市民，已經被落案起訴了，可是現在那七警，以及朱經緯卻未有任何的行動。我一路都詫異，香港一直以法治為本，居然變成這樣。」
香港人往往在失去後才懂珍惜，才一窩蜂的去消費、去悼念。我們的文物如是、老樹如是、小店如是、到最近「電車危機」也如是。沒有珍惜一份真誠的愛，到失去了的時候才後悔莫及，塵世間最痛苦莫過於此。也許臨別鍾情是人的根性，也如前港大比較文學教授Ackbar Abbas所言的「Love at last sight」，道出香港人在九七前，面對主權移交的悵惘－－擔心與大陸接軌而失去香港的光澤，同時對香港愈加熱愛。因此，在「disappearance」中，其實包含了「dis」（消失）和「appearance」（出現）。在法治和公義消失的過程中，出現一班青年，企出來聲言要保護他們眼中的香港價值和香港人的利益。
青年的新政－資源與話語權
九月二十日，青年新政舉行了誓師大會，正式公佈參選2015年區議會選舉詳情，有如一道風雲醞釀久時的雷聲。他們派出九位社區主任參選是年區選。
當大家高呼議會失效的時候，他們卻選擇走回制度，舉旗曰「議會革新」。自稱「新政」，想必如同「民主建港」般，均欲一窺虛實，是哪裏的「民主」，如何的「建港」，青年新政的「新」又是哪兒的新。
他們看重議會的「話語權」及「資源」，希望善用這兩項角色，做到所謂議會革新。阿光坦言，在議會的一個議席或一票是沒有甚麼作用，可是議員是擁有話語權，傳媒會主動找你，報道你的看法。他們對話語權的目光不單在於傳媒，而是更直接的與居民的接觸。
Kenny說：「區議員的說話是有影響力。」他以其所在的葵青區為例，早前就有鉛水事件，驗到一個單位有鎳。那邊廂保皇黨在立法會裏反對用特權法查處鉛水，這邊廂的民建聯區議員，卻寫信去管理處去做驗水，居民懵然不知自己的安全已被民建聯在立法會裏出賣了。他們在生活事務的層面只能接收區議員的資訊。反之，區議會就是能拉近居民距離，令到他們知道議會發生甚麼事，提升大眾的公民意識。
資源方面，他們舉了簡單的例子，例如我們有機會在地鐵的燈箱廣告見到某個現任區議員的宣傳，其實這有機會是動用了區議會的財政資源。這令筆者想起近月在香港大學站的出口正正有一個的燈箱廣告，寫上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展示其肖像，及附有中西區區議會的標誌。縱非使用了區議會的資源，也是利用了當屆主席名號作曝光。他每天就與同學和居民四目交投。你不一定從此愛上了他，他的存在卻無形中走進了居民的潛意識。
阿光亦指出區議員有相對隱形的資源，只有現任的區議員才能入屋，例如管理處的佈告版，是每次落街都會見到的東西。再者，區議員亦有橫額位置，有些區議員會掛些「普選殺手」之類的宣傳橫額。而當居民接收資訊的渠道只有一些偏頗的媒體如TVB，平時接觸的橫額位和佈告版便是餘下看見的資訊，卻是有誤導性質的資訊。
接通社區資源的主任
青年新政做了九個月的地區工作，對於由零開始的熱血青年，是不短的時間；但對於立足選區多年的建制政黨，他們也是九，是九牛，而青年新政只是一毛。
他們沒有辦事處，要接觸居民只能靠街站，尤其是上了年紀的。社區主任沒有百寶袋，解決問題靠的是知識和四個數字，最重要的是搭通去相應社區資源的橋樑。當問及他們是如何協助居民解決問題，他們均雀躍地齊聲說出四個數字：「1823！」這是整合了香港政府22個部門的電話。升降機的按鈕壞了，地下塊磚頭突起了，小路被直通旅遊巴士阻塞著，這些都是能透過致電1823查詢和投訴，他們會有受訓專員給你分流去不同部門。這是關於公共服務和政府部門求助方法，他們都會收到回應說明何時跟進，由那個部門正在跟進，或有何建議和轉介。他們開玩笑道：「我們應該overload了1823。」
阿光補充：「當然會有一些比較私人的個案來求助，例如是申請公屋。」在太子區是沒有公屋的，相當多的個案是有如，排了好幾年公屋也未能上樓。那裏亦有很多是劏房，或單親家庭，有情況是小朋友要留在劏房很長時間，十分危險。然而，他們做到的未必是真的是幫其快點上樓，但是可以跟其解釋申請的流程，建議可以如何做，告訴他們去到哪一個部分。
阿光在公屋長大，想起小時候，家家戶戶開著鐵閘，小朋友在走廊東奔西走，我去你屋企，你去他屋企玩。當你煮餸時無䓤無豉油，你會向隔離借，而不是落街買。這就是社區網絡。阿光嘆道：「近幾十年這個社區網絡是不見了，可能是大家的工時長多了，未必見到你的鄰居，變了有需要的時候便不出聲。」他認為香港是已發展的地方，社區其實是有很多資源，只是不懂得分配在有用的地方，或居民不懂得如何獲取。社區主任就想知道居民有甚麼需要，在社會幫他們張羅資源。
本土的公義 公義的本土
「公平公義」、「以香港為家」、「本地優先」、「本土」都是各個政黨予取予求的旗幡，除了建制派會跟你說國先於家，沒有政黨傻呼呼的說不是為香港人服務，不是替你爭取公義。
他們質疑其他的政黨在雨傘革命後都談本土。如果真的是本土，為何現在又簽了一份新的合約，去買更多的東江水，其中很多是用不完而倒出大海的？
他們解釋「公平公義」是希望社會資源不是集中在某一撮人身上，不是只有超級富豪才能受惠於政策。他們希望以制度保障每個階層都能獲取應有的勞動回報，努力工作應有一份能支撐生活的、合理的收入。
在新移民和綜緩的問題上，他們認為「公平公義，港人本位」八個字是一起看的，即使是拿傳統的中國文化來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滿足「自顧」的前提下，才會追求真善美，與人分享。阿光指，很多香港人還活在貧窮線以下，為何不先解決這些問題？「廿年前的香港大家好努力，每次有港人要回鄉時會帶好多東西，因為那時中港經濟有點差距，當中國發生一些災難時好擁躍去捐錢，但你見到問題是香港人自顧不暇的時候，如何積極去幫人呢？」
誰是香港人
那誰是香港人？青年新政也曾提出理論分析，他們提出五項成為香港人的條件，包括「認同香港價值觀」、「願意成為香港人」、「以香港利益為依歸」、「願意守護香港」、及「有主體意識之覺悟」。青年新政的成員當中不乏對政治理論的研讀，他們亦指學界上的城邦論、民族論和最近的革新論，和他們的理念有不同程度的契合。他們的理念好些如港中區隔便和城邦論的主張相同，都是關於如何抗拒中國的文化和經濟侵略。
他們對香港人的界線劃分便近似於民族論的公民民族主義，其相信香港人不應該以種族或單從制度身分而界定。他們之所以不談民族，並非不認同，而是覺得無需要去釐清、肯定或者否定。最重要的問題並非「是與否」，而是當中的「主體意識」。本身參與青年新政理論研究的Keavin，當天受訪時正拿着數本學術書籍，他補充：「民族論就是比較理論建構一點，缺少了的是如何將民族論更加落到地去帶給香港人知。」
Keavin亦指，他們提倡的議會路線，也與革新論吻合。革新論是告訴我們如何在地區出發去令人更加多參與社會建設或社區的民意表達。因此，他認為他們有三者的影子在裏面的，但非完全等同。
建立主體意識之後，該如何回應自治，甚至是獨立的訴求？他們給筆者的回應是肯定自治的地位，筆者暫未見獨立的想像於他們論述之列。他們認為自治是一個基本，是底線，也是開始。他們指，在英治時期末期，其實英方提供了很大的空間讓香港人自行制定政策，英國甚少干預香港人。對於香港未來的政制改變，香港人應有權利主導。
哪裏來的樂觀
對於是次區選的期望，Keavin笑稱：「拿回保證金！」（註）當代表了一群有希望的小市民，把他們想法扣連於社區，同時也向政府施壓，即使沒有議席，也已經是慢慢做到想做的事。他亦強調他們的目標是當執政黨，就算今屆不可以，但會堅持做地區工作，和市民與香港一起成長。
阿光則認為這對香港是一個指標，就算是傳媒也想看看在雨傘革命以後，香港有沒有真的改變了。在國教後，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很高。他也認同投票率高代表大家都關心社會，對香港到底抱希望還是絕望的心態，投票是很關鍵。有勝算嗎？他以2012年五成多的投率票來看，覺得有勝算。
Kenny把他樂觀的性格，放到觀望是次區選和香港未來前景：「我盡了我們的努力，才想之後的事，最終能不能爭取是其次的事。」
註：
根據香港法例第547章第81條《區議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區議會選舉候選人需繳交$3000選舉按金，落選候選人所得選票總數少於該選區所得的載有有效票的選票總數的5%將沒收按金。
文／鍾偉健
訪談進行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前，原文載於學苑《除魅》雨傘革命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