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人在死後會突然輕了21克，有些人說那是靈魂的重量。
實際上，那並不是靈魂的重量，而是靈魂離開人體後，身體如釋重負，所以發生的變化。其實人死後，靈魂離開身體，之後飄散在空氣之中，所以，靈魂是沒有重量的。
這些沒重量的靈魂不會一直飄在空氣之中，他們會找一些東西附上去，但不要誤會，那不是投胎轉世，因為每個新的生命都會有新的靈魂，那些飄在空中的靈魂只會附在不同的死物上面，直到永遠。
我為什麼知道這些？
因為，我有方法獲取這些靈魂中儲存著的資訊。有些人以為那是通靈，其實不是，他們沒有了腦袋，沒有了眼睛，他們沒法接收現實世界的東西。他們有的，只是由記憶組成，沒有重量的資訊，就像一隻read-only的USB Flash drive 一樣。
自我懂事以來，看見每一件不同的物件，那些附在上面的資訊就會自自然然地進入我腦海，也許這就叫天賦異稟吧。
事實上，這種能力沒甚麼實際效用；不僅沒法用來在考試中作弊，也沒法用來在賭博中獲勝。而且每天接收的資訊多如天上的繁星，實在令人非常厭煩。
唯一的好處是有時會接觸到一些有趣的事。如果你在街上看見我看著一條欄杆在傻笑，或許，就是因為這條欄杆上著讓人忍不住笑的資訊。
當然，也會有沉重不堪的事，而且，我根本沒法拒絕這些資訊進入我的腦海。
舉個例，以下是我中五時發生的事：
那些年，中五還要考一個叫會考的公開考試，考試的結果是ＡＢＣＤＥＦＵ；而會考的選擇題規定一定要用鉛筆在電腦紙上作答。於是，我就要去買鉛筆。
我選的是一盒中華牌紅黑色的鉛筆，一盒有十二支，HB的。當我拿回家裡後，我就知道，附在這盒鉛筆上的東西並不簡單。但無奈會考逼近，還是做Past Paper要緊，於是我拿出第一支鉛筆，準備放進電動鉛筆刨內削尖。
這支鉛筆，上面附著的靈魂，生前叫做高崗，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由於那些資訊湧進我腦內時是非常抽象的，所以我用擬人化的對話來模擬，希望你們能看明白。）
「我死得好慘呀！」高崗說。
「你也不是第一個對我說這句話的靈魂了，你死得有多慘呀？」這句話一直在資訊中出現，從不間斷。
「在1953年，我終於到了北京赴任，見到了我朝思慕想的毛主席，我以為他很器重我，我以為我可以成為一個名留青史的人，可是…」高崗繼續說。
「可是甚麼？你唸毛語錄唸得不夠大聲，所以他打你屁股？」我是讀理科的，對於中國共產黨建國後的歷史，中史課本中只有兩頁篇幅，考試要考的只有一條問題，就是「三面紅旗是甚麼？」，而答案我已經在中三升中四那年的暑假還給我老師了。
「他叫我調查劉少奇，我也跟著做了，而且超額完成，想不到卻因此一命嗚呼。」高崗說這話時撅著嘴巴，感覺像一個發脾氣的少女。
「老闆叫你做，你又不是做得不好，怎麼卻會因此喪命？」我問。
「因為我做得太好了，我甚至已經成立了打倒劉少奇的組織；但那時毛主席自知時機未到，所以我就成了犠牲品，變成了被打擊的對象。我萬念軀灰，吞了一樽安眠藥自殺死了。」高崗說。
我發現我只顧著和高崗交談，而沒留意他附著的鉛筆剛剛被電動鉛筆刨整支吞噬了。於是我只有從盒中拿出第二支鉛筆，放進鉛筆刨裡。第二支鉛筆附著的靈魂，叫做儲安平，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死得比剛才那個笨蛋要慘十倍！」儲安平說。
「快點說完，我很忙的。」我一邊答他，一邊提醒自己不要再刨過頭讓鉛筆報銷。
「毛主席明明說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大膽批判共產黨』。怎知道…」儲安平手握拳頭，極度氣憤地說。
「我知道，他一定是秋後算你個帳，所以你才說自己死得慘十倍。」那些年，秋後算帳還只是一個傳說。
「算帳倒是真的，但沒有等到秋後。當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內容就是要黨時刻警剔，不要讓天下成為了『黨天下』，人民需要當家作主。想不到，毛澤東說他要『大膽批判共產黨』其實是引蛇出洞，我就成了那條蛇。」儲安平答。
「那你是怎樣死的？」我說。
「我因為被標上了『典型的右派份子』標籤；在文革的時候，被折磨到不似人型，最後棄屍荒野，到現在我的家人還是找不到我的屍體。」儲安平還是憤怒難平，咬牙切齒地說。
為甚麼一個說真話的人，卻要落得如此下場呢？
當我這麼想的時候，發現「儲安平」又被電動鉛筆刨整支吞下去了，只剩下尾端的粉紅色擦膠。而我的Past Paper還沒有動過。我只好拿出第三支鉛筆，這支鉛筆，叫做彭德懷，另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原來中國共產黨黨員都愛附在中華牌鉛筆上面。
「剛才那兩個人，也有面目說自己死得慘嗎？」彭德懷中氣十足，以不屑的口吻說。
「不要那麼小學雞，長話短說吧！」我真的不要再刨過頭了！
「我是韓戰時的總司令，中國第一任國防部部長。可是我的下場，卻比他們兩個要慘多了！
毛澤東那廝，根本一直對我懷恨在心！
是他自己說要讓兒子上戰場歷練的，兒子被美軍炸死了卻要怪我！
是他自己的私生活不檢點，我提醒他一下他就懷恨在心！
我到訪東歐國家時，他又嫉妒我因為打過韓戰而被封為抗美英雄！
最後更聯合劉少奇和林彪這兩個小人來暗算我！
甚至誣衊我『裡通外國』！」彭德懷非常憤怒，每說一句，就用手大力拍桌子一下。
「於是他們就殺了你？」我發現我開始明白毛澤東這個人做事的方法了。
「他們沒有直接殺我，而是開了一個所謂『神仙大會』，然後把所有罪名都堆在我身上！
劉少奇明明一直幫一些幹部翻案，但卻公開說『只有彭德懷不能恢復名譽』。
最後我得了直腸癌，但黨卻拒絕給我治療，連妻兒也不能探望病重的我，死後更被草草火化，骨灰上還寫不能寫我的名字，寫了一個假名！」幸好彭德懷只是一堆資訊，否則桌子一定會被他拍爛。
「你贏了，你真的比剛才那兩個人慘。剛才那兩個人共產黨也有為剷除他們找個藉口，而為了剷除你，共產黨直接製造了藉口。」我宣布。
而同一時間，那支鉛筆卻只剩2cm左右了。人類總是要犯相同的錯誤。於是我只好拿出第四支鉛筆，咦？劉少奇？你不是和毛澤東一黨的嗎？你不是和他一直在逼害剛才那幾個人的嗎？為甚麼你會在這？
「我沒打算要和他們鬥慘。」劉少奇冷靜地說。
「那你想怎樣？」我決定雙眼緊緊的盯著那鉛筆刨，不可以再犯同樣的錯誤了。
「因為我的罪孽深重，我的下場是我應得的。我沒有看穿『紅衞兵』是毛主席拿來攻擊我的陷阱，還一頭栽了進去。這是我自己的責任，而這個責任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死了幾千萬人的一場巨大浩劫。」劉少奇低著頭，盯著自己的膝蓋，以低沉的聲音說著。
「文化大革命？」對於讀理科的我來說，這五個字非常陌生。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那是歷史上的一道傷痕，前無古人，希望也不要再有後來者。我只是想說說我自己的事。」劉少奇說。
「嗯。你快點說完吧！」大概「文化大革命」這五字當中收藏著的，會是超沉悶的歷史，當然我也不會想追問，我會考也不考中國歷史，也不需要知道太多。
「在文革開始後半年左右，吃過幾次閉門羹後，我終於見到毛澤東。我以為只要和他面對面對話，問題就可以解決。其實他只是想打垮我罷了，不用把整個國家也一起拉來陪葬吧。
但是我太天真了，和共產黨掌權者對話，是最愚蠢的決定。
我對他說一切都是我的錯，請放過其他人，讓我回告老回鄉，放下一切權力，請他結束文化大革命。
他對我笑了笑，說一切都好辦，說我們也是為了國家著想。
但十幾日後，街上已經到處都是『打倒劉少奇』的橫額，我變成了叛徒、內奸、工賊。之後我就開始被軟禁，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
而林彪也及時冒出，憑著對毛澤東的『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和『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這『三不三要』的原則下，不但打垮了我，也使他的權力達致高峰。」劉少奇不徐不疾地說。
「那你是怎樣死的？最後在軟禁時自殺了？」我問。
「我染上了肺炎，發著高燒，卻沒有得到任何治療。最後被火化了，骨灰上被寫上了劉衞黃這個不知是誰的名字，和彭德懷的下場挺像的。」劉少奇說到這裡，冷笑了一下，就像是笑自己英名一世，卻落得如此結局似的。
好的，你猜對了，說了那麼久，劉少奇這支鉛筆也全變成鉛筆屑了。我抽出另一支鉛筆，沒意外，他是林彪。我正式命名這盒鉛筆叫「中國共產黨全明星」好了。
「其實為中國共產黨做事就是會這樣，不是你鬥垮人，就是別人鬥垮你！」林彪好像一個末期病人般，有氣無力的說到。
「你一直在鬥爭中生存下來了嗎？」我問。
「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老實說，我很後悔。在抗日戰爭後我得了很嚴重的後遺症，我怕水、怕風、怕感冒，嚴重到一聽見水聲就會拉肚子。本來我就應該乖乖的療養身體，安享晚年。但是，年青人，你知道嗎？權力，可以讓人瞎了眼睛。」林彪用他那看透世情的雙眼盯著我，陰聲細氣的繼續說著。
「所以你就幫毛澤東出手鬥垮了彭德懷和劉少奇？」我相信我雖不中，亦不遠了。
「對，但在中國共產黨，鬥爭是不會停止的。毛澤東最擅長的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在劉少奇被軟禁後，可以被拉來打我的，就只剩江青所率領的四人幫了。只要我搞定四人幫，我就可以在毛澤東死後順理成章地繼承權力。可惜事與願違，毛澤東比我快一步，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我的幫手陳伯達被解職和監禁。我知道我已經被當成『被打那一派』了。」林彪繼續說。
「那你沒想過反擊？」明知對方要攻擊你，當然要反擊吧！
「我派了我兒子林立果去暗殺毛澤東，可惜卻失敗了。
我打算逃亡到蘇聯，飛機上卻被裝上了定時炸彈，我一家三口，無一生還。」林彪說。
這次鉛筆沒有刨完，我看著被削得尖尖的林彪，還有剛才所有的鉛筆屑。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比毛澤東更可怕的家伙了，哪個幫過他的人，哪個就會死於非命；所謂「拉一派，打一派」，然後「拉另一派，去打剛才拉那一派」，無限輸迴。
但我想當毛澤東死了之後，這種無止境的逼害應該要停止了吧。於是我把餘下的鉛筆倒出來，發現有兩支是有靈魂附在上面的，他們一個叫胡耀邦，一個叫趙紫陽。
「你太天真了，你以為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嗎？錯了，那是中國共產黨的基因，深深地埋在每一個掌權者身體內。」胡耀邦說。
「對，他們要鬥垮你，需要的只是共同利益，而不是藉口。」趙紫陽說。
「我只是要反貪污，卻被冠上『姑息、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最後被氣得心臟病發，一命嗚呼。」胡耀邦說。
「我更慘，我只是去廣場說了一句『學生們，我來得太晚了。』。就被軟禁了十五年，最後鬱鬱而終。」趙紫陽說。
我要重新命名這盒鉛筆，就叫做：「共產黨，好恐怖」吧。或者，他們附在一副骨牌上會較合適，一塊推倒一塊，然後這一塊又推倒下一塊，直至全部都倒下為止。
由那一年開始，我就沒有再相信過中國共產黨任何一句說話。可惜，擁有這能力，用過這盒鉛筆的是我，而不是戴卓爾夫人。
例子說完，事實上，人大了之後，我並不覺得這能力對我是一個負擔，反而是讓我好好珍惜生命的一個理由。因為人死之後，就甚麼都不能做了，只剩下記憶，我要為世界留下更多更好的記憶。即使我沒有這能力，這些記憶和發生過的事都會一直存在，直到永遠。